暑假里其他人都有所放松，而我的生活却更忙碌，虽然我已经找到了明年的工作，不需要辛苦地填申请表，写求职信，但为了教育博士学位，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同时我在改AS-level（译注：A-LEVEL考试的第一级，A-LEVEL是英国举办的大学入学考试）历史试卷。这个早上我在进行研究工作时，遇到了一些内容，激发我思考教师、中产阶级文化以及顺从问题。
在我刚获得教师合格证的那一年，我的学生是些来自诺丁汉郡社会-经济最低层的学生。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并不接受我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理想，而我自己也怀疑起自己到底有什么资格，竟然要把这些理想强加给他们？我当时从未质疑过教育机构中的那些人所做的隐而不宣的价值判断，即中产阶级的文化可能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学生们所向往的。因此，依据学生们是否顺从中产阶级教育理念来对学生进行评判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正好读到这篇对Keddie的文章（1971年）所做的出色总结。文章谈到，Keddie……
……认为虽然教师们承诺因材施教，反对按能力分类…….教师们还是按照学术理想和学生们的不同能力来判断学生。而且，他们的课堂教学以传输为主导，所以，为了”学习”，学生们不得不采纳老师的观点。以这种方式顺从，并且被老师看做更接近理想学生概念的是尖子生，而差生则挑战老师的观点，相应地被老师称为笨学生。
(Atkinson, Delamont & Hammersley, 《量化研究传统》(in M. Hammersley (ed.), 《教育研究：当前问题》，OUP, 1993) p.23-24)
社会凝聚力和某种程度的顺从当然是我们通过国家高压政治教育年轻人的部分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质疑把顺从本身看做有益的行为。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都安静地坐在课桌前写字，可能会给学校管理者或（未启蒙的）家长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我想说，许多不同课程已经证明，这并不会带来最佳学习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去明年即将工作的学校参观时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看到学生们显然很开心，除了更传统的教学方法之外，他们通过戏剧，亲手操作的实验和信息通讯技术来学习。当然，纪律是任何管理有效的学校之核心，但是我们不必奖励听话和顺服更甚于学习，毕竟，学生上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这意味着摈弃校园文化的传统观念。在当今多元文化和个性化社会中，兑现对教育所做的坚定承诺的方法是让它与每个学习者的生活和背景相关。虽然听上去好象空想一样，但就基础层面而言，就是放弃你对学生的期望。他们应该穿校服吗？如果应该，目的是什么？所有学生每天都应该到校吗？为什么？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仅限于16岁学生？高级补充程度考试呢？在学校里什么样的责任可以转交给学生？什么应该被阻止？为什么？（关于此方面更多内容，请参见Clarence Fisher的教室变迁wiki–特别是逆向思维页面……）
当我们因为不同意学生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标准而拒绝他们的声音时，我们拒绝了他们的发言权。我将用Willis于1977年所著的《学做工》一书的总结来结束本文，该书讲述的是现代学校里12个”工人阶级子女”：
Willis认为这些学生身上培养出了与学校相对立的反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以他们父辈在工厂所经历的工人阶级文化为根基。然而，这种校园反主流文化并非厂房文化的简单衍生物，它是”工人阶级子女”对学校体验的创造性回应。Willis认为在某些方面这种反主流文化”穿透”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另一些方面它被意识形态所扭曲。此外，这种反文化的作用并非引导他们进一步去挑战社会，而是让工人阶级子女为在工厂上班做好准备，这一点很讽刺。但是，Willis不认为这是反主流文化的必要结果，并却采用激进的教学法，将反主流文化中含糊不清的观点发展成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挑战。
(Atkinson, Delamont & Hammersley, 《量化研究传统》(in M. Hammersley (ed.), 《教育研究：当前问题》，OUP, 1993) p. 24)
我不打算计划挑战资本主义–不论怎样，至少还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它质疑任何认为学校环境影响力更胜家庭环境的模式。虽然大多数情况可能是这样，可这并非我们在做宏观观察时可以采用的假设，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