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之“大”，有目共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据EduSoho了解到的国家统计局.部的最新数据，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后新的痛点。尽管已经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一、“国家着急了”
“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这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发展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国庆说。
事实上，在决策者看来，职业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一度尝试“以职养职”，将职业教育从行业、企业中剥离出去，走市场化路线。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导致了中职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工荒”。
2002年~2005年，国家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在2005年的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拉开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
“你把这些年的政策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薄弱环节，国家着急了。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之后，教育投入的增量是优先发展学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实际上，迫于经济的需求，还是选择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然后再补学前教育的短板。”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在和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是一条被发达国家印证过的路径。他说，“但凡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会急剧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也会被广泛认可。”
作为研究者，和震一直很忌讳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概念，反对给教育和人贴标签。“不能说某种教育适合某种人，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核心是课程性质的不同。与普通教育相比，它确实存在不同，但也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双向的：既满足社会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要，也丰富了个体选择——尽管有一些是被动选择。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为平民阶层、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据悉，中国职业院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
和震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国民素质，又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职业教育的“政治正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二、生源、经费、深造通道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分析认为，除了以“示范校”“优质校”为代表的10％，职业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不好过。
日前，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东部某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教育“严重营养不良”，高职教育则“长期处于亚健康”。
严重营养不良，指的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这位副厅长说，“中小学有个教室有块黑板有个好老师就行了，但是职业教育不行，它需要实训，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欠发达阶段。”
无独有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厅副厅长在现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职教育基础不牢，职教体系就会地动山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是他关注的三大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体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中职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
高职院校的资金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与普通高校数量相当，但是2018年全国12013亿的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职院校只有2150亿元，仅相当于总额的一个零头。
职业教育地位低、资金少，还要承受普通教育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
“本科教育重病缠身。”上述东部某省教育厅副厅长在分析职业教育困境时表示，“二十年前，中国的本科教育包括大中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考扩招后，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培养模式还是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社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可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占那么大的比例，分布结构严重错位。”
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趋势是，一些无法就业的本科毕业生甚至到高职、中职“回炉再造”。“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想当白领没有那么多岗位，想当蓝领又没有那个技术。”这位副厅长说。
2014年开始，国家多次提到要试点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让高等职业教育这个“龙头”更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本科院校对此并不积极。相反，各类高职院校对“升本”充满了热情，一心想“去职业化”。
2015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公开表态，“原则上中职不升为高职，高职不升为本科。”根据产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希望保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中、高职结构，希望各学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潜心办学”。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但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职业”属性。据悉，这15家高职无一例外都是民办高校，且升格后，校名都保留了“职业”二字。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重申，“高职专科不会再有一所（通过）升格为本科（去职业化），这条路走不通了。”
同时，孙尧还代表教育部表态，全国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应该向“专业能力和技能导向”的应用型本科转变。
三、“企业是用户，是上帝”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面。
2019年4月，发改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称，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教育部同时还公布了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议名单”。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强调，“如果学生是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是我们的用户，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感兴趣，愿意合作。”
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加快产教融合，仅靠一些示范企业远远不够，应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事实上，以法律形式保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企业的地位和利益也提了很多年，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却迟迟未能落地。据悉，诞生于1996年的这部法律更多带有“宣示性”，但规定性、约束性不强。
2008年，全国人大曾将《职教教育法》修订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但是实质性修订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提出，“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对于《职教教育法》修订的“难产”，有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行业的实践变化太快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行业自身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更迭中，而法律则需要相对固定成熟的共识。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在立法上走在了前面。比如，今年3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统筹考虑、合理界定各方责任，着力解决校企合作中的突出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在产业创造的财富中自我保留的越多，职业教育越能对其高附加值、高技能专用性的岗位提供人才，需要其承担的成本越低，其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意愿就越高。
但实际情况是，高昂的硬件成本、管理成本，有限的收益和人员的流动性都严重抑制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在企业的账本上，投入产出比是首要问题。
职业教育滞后于行业发展是企业不积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州某台资企业工作多年的一位人事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非有特别大的科学突破，否则职业院校的知识体系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少职业院校实验室里的示波器都是20年前的，你到了企业怎么去做检测？”
这位人事经理表示，即使是订单式培养的学生到了企业之后可能也要进行3到6个月的脱产培训才能上岗。“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产出，一直在半工半学，这对企业来说蛮头疼的。”
四、是误人子弟，还是定位精准？
对家庭而言，想要“拥抱”职业教育同样不容易。
“宁愿到星巴克端盘子，不愿到职校学本事”“宁做工资两三千的白领，不做工资五六千的蓝领”“进工厂还不如送快递来得自由”……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得大多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
一些学生即便进了职业学校，也会千方百计地升学，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一位职业院校老师透露，在他们学校60%~70％的学生都会选择升学。
但也有例外，比如称为“网红”的小龙虾学院就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追捧的香饽饽。
今年夏天，湖北省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拿到了普通专科毕业证书，据说这批学生毕业之前就已经被“预订”一空，薪水高达6000元~12000元。
2017年，潜江龙虾学院成立之初就一炮而红，甚至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就曾表示：“有的学校开出了龙虾专业，不能够这样……专业的设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够误人子弟。”
面对批评，校方自认为并不违规，因为他们开设的并不是“龙虾专业”，而是专业目录上的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只是将烹饪小龙虾作为重点。
打擦边球也好，品牌炒作也罢，潜江龙虾学院可谓是名利双收。据悉，2019年它的招生人数已经扩大到200人。在职业院校普遍招生困难的背景下，成功逆袭。
“小龙虾学院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人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挺好，从养殖到烹饪涵盖了整个产业链，定位很精准。”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表示，“这也反映了国家认知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
不仅有小龙虾学院，还有热干面研究院、健身学院、电梯学院，都是职业院校的常规操作，这些以校企合作为主的二级学院反映出职业教育“全口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特性，同时也与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事实上，“网红”专业在职教体系中的占比很低。业内人士认为，与这些“短平快”的服务业技能人才培养相比，高成本的工业技能人才培养才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数据显示，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排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97.1％)、电气化铁道技术(95.9％)和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95.5％)。
五、没人报考，也要永远保留
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舶来品。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都曾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早在1985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就在中国6座城市展开。1994年，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纲领性文件诞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签署的政府间职业教育双边协议。如今，中国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出口的最大市场。在“德企之乡”江苏太仓，双元制已经推行多年，积累了较好的本土化经验。
6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德国考察时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是中德教育合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事实上，学习哪一种职业教育模式，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哪一种产业发展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走高端制造业路线的国家，必然以要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支撑。领先全球的美国经济以技术创新和金融控制作为增长点，它的职业教育并不直接服务于产业，而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因此被也称为生涯教育。这种产业路线降低了对工人技能水平的依赖。
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看来，高技能路线和技能替代路线的差异非常明显。前者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强调对工人技能的依赖，后者则以美国的流水线生产为代表。
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看来，“中国大陆既学德国、也学美国，但是做起来好像越来越像中国台湾。”
台湾职业教育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重理论、重学历。遍布台湾的“科技大学”事实上就是职业院校的同义词，这既是满足学校、家长“升本”冲动的产物，也造成了学历泛滥和口碑断崖。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名只考了18分的学生居然上了本科。
不少学者认为，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
一位曾经在新加坡学习过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层次、数量都有严格的把控，中职院校永远保持在35％的比例。“按理说他们有经济条件让大家都上大专、大学，但如果那样，基础技术工人就没人做，就会出现结构性短缺。”
因为国家小、人口少，新加坡政府要求把人力资源规划精确到95％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对招生进行干预和引导，即便像焊接机加工这样的专业没人报考，但也要永远保留。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以高端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手段，加强对专业设置、专业选择的计划和引导，避免像英国一样，因为职业教育与产业模式不匹配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