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受教育水平上有所提升，但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接受过相关技能培训，仅有5.9%的农民工具有职业技能等级或职业技术证书，而且大多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培训方式获得的，包括“干中学”“拜师傅”等。
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调查显示，七成左右农民工为初高中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11.1%，接受过官方组织的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3.3%，具有职业技术等级认证的农民工更是极少数。
经济学视角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技能培训市场的失败。对企业来说，技能投资必然存在外部性风险，即一些企业尽管没有进行技能投资，却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从培训企业获取所需要的劳动力，从而占有部分培训收益而无须分担成本。
“搭便车”的企业越多，其他企业丧失培训成果的风险就越大，对培训投入也就越消极，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理性的企业往往不愿意投资于员工的迁移性技能培训，因为员工的流动性使他们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可以获得培训收益。
但是，技能投资在产生私人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收益，比如公民素质的提高，犯罪率的下降，以及促进整个经济领域技术的革新和应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技能培训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当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无法满足经济增长对技能的要求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但滥用学生工的情况表明，各级政府实际上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短缺现象是放任的，或者说干预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因为包括学生工的农民工，长期以来缺乏工资和就业保障，高流动性导致劳动关系短期化。企业对农民工过度剥削，农民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双方均没有意愿参与技能培训。
而且，农民工在工作中掌握的技能无法获得相应的资格认证，“有技术无地位”的困境无法激励他们持续地积累技能。
尽管改革开放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世界工厂”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奇迹。
但由于企业和政府长期忽视对农民工的技能投资，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技能短缺，使得经济增长陷入低附加值、低技能和低工资的恶性循环状态。
这种战略选择虽然可以带来短期的增长收益，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不但工人无法提升技能水平，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不能相应提高。
因此从技能角度看，中国产业升级本质上是要从“低技能均衡”向“高技能均衡”转变，使企业的技能需求刺激技能供给，促进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意愿和行动。
过去五六年间，中国制造业利用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加快推进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中国制造2025”“机器换人”“工业物联网”等政府提出的顶层设计和实践指引，在企业层面带来了不小改变，比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快速增长，使得中国自2013年以来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第一大市场。
另一方面，新的机器设备需要掌握更多技能和知识的工人的操作和维护，否则资本替代劳动得不偿失，因此人力资本的改善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应有之义，只有工程师比重的提高和工人技术能力的增强才能从根本上发挥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职业教育改革，培养新技术工人是推进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