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停课，即使怎样发展网上教学，教学活动已不能和正常的相比。不单传统学校，补习社、教学中心之类正规教学的支援机构也面对经济压力。如情况持续，据说结业的会有7900间之数。
公开考试也面临很大挑战。小学呈分试取消部分，只属校内性质，影响还不至太大，最致命的恐怕是DSE。这个关乎大学入学筛选、学生前途抉择都很重要的考试，试想如果取消，用什么评核方式来代替？
自然，因应疫情，考试已有变阵，例如延期、取消口试、加强防疫安全（如派口罩、确保座位距离、量体温等）、押后大学收生日期等。当然也有人预计公开试或许不能如往昔般（甚至不能）举行了，因而提出些应变「方案」：例如只考必修科、加强大学入学面试分数、较多利用校本评核作评监参考、考虑学校过去成绩等。什么「方案」都好，总之都会有漏洞，也牵涉公平原则。
原来学生自学有这么多的困难
没有人想这么样的情况出现，但出现了，是否也应思考一下旧教学模式的不善之处，以作将来教育发展改良（也不单止防范疫情）的参考？
不是疫症，似乎没有人相信学生原来对学校、教师以及制度有这么大的依赖。学生不能上课，不单教师不能面授，功课不能缴交，测考不能继续，原来学生自学有这么多的困难。过去香港学生补习盛行，不单是会考生的「恶补」，其实也是不同级别都补习，加强学童竞争能力。不这样，不能养活为数7900间的补习教学中心。从这角度看，学童的学习负担是否长期超载，到达了一个被虐待的水平？
我个人相信，香港学童的生涯的确是走着一条负载过重的道路。教育，原不应是这样的。学校课程教得浅一些，功课数量少一些，测考的重要性减低一些，学习的效果就会大大的削弱？我不信。让学童学习不这样辛苦，能留有余力做些自己喜爱的事，发展个人兴趣，练好个别体能，对长远的发展不是更有利吗？现在似乎是学童放假放得太久了，反而不知如何自学，期待上课之心从未如些殷切。当然不能上课不应是常态，但学童对学校的依赖过重，终究也非好事。
语言科口试没有存在的必要
公开试面对调整，例如英文科先拿口试来开刀。这意味着，考试内容的设计者，原先似乎就把口试的重要性放到最低，必要时取消这个部分也可被接受。但如果你相信制度的公平性，一些预设的内容临时取消，总对某部分的人不公平。我从来觉得口试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既然定得作制度的内容，就不应随便取消。比如说由高中开始，不同学校对这个部分投放不同教学时间；也有人认为口试对读、写能力较差的学生较有利，是他们用来「拉分」的依据。霎时间取消，总会对有所寄望者不利，这都是有根据的。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取消，为何当初又要加上这部分的考核？
亦有人觉得用校本评核来调整分数可取，理论上这说法是有根据的。自高中新课程开始，加入校本评核一项，这部分占20%的分数。原始的设计是：学生可用平时的表现来减低对公开试的依赖，减少一试定生死的压力。有这想法当然好，学童对公开试的恐惧也会相对减低。可是制度的设计者原来不放心这项「平时分」的准确性，因而学校虽然要呈交分数，可是最终要用公开试成绩来调校。换言之，学童「平时」的表现，即使不是完全无用，但重要性却不大，甚至属于可有可无。
先进国家重视学童「课外」表现
一些发达国家很重视学童「课外」的表现，其成绩计入公开试的考核中，而且信任学生自发而经学校评定的成绩，有的更超过20%的比例。香港教学设计，设有是项分数，可却不信任其可靠性，也缺适当监管，最终又由公开试调整，可说东施效颦，得其皮毛失其精粹。
由疫情严峻而看到传统教学和评核产生的问题多样化，实在足以为学习制度的缺失作周全的检视和补救，非为逃避疫情而作缓冲手段，而着实为教学和评核的水准提升制造修正。
其一，学习过于倚赖老师教导、学生专注上课、课余做习作；重视测考，因感不足而自行补习，这样的学习模式应作改变。学生不能完全不靠上课而获得知识，但课余的学习同样重要。这类课余学习应以学童兴趣为主，侧重自发，不是要完成机械化和重视死背硬记的课业。课程的艰深和繁重应作适度调整，不应鼓励过多的操练。
其二，一试定生死有诸多弊端，要改变这模式，就要加强校本评核。校本评核要真正「校本」，以不同学校的老师评监为依归。为统一其内容和评核方式，考评局应提供较清晰指引，而且要加强监管，使评核比较公平和划一。而最重要是，在公开试中所占比例，不用经公开试再加调校，使学生仰赖「平时」的学习比重增加。
其三，去除公开试中操作太繁复而没有太多效益的内容。比如口试既可因疫情取消，看不到为何平常时期不能取消。学生能力的评核已经很全面，鼓励自发学习，超越强迫学习，对学童日后自我成长，效益会更显着。
